武王称王后第一战旗开得胜，又同随国订盟，心情很好，眉欢眼笑，班师回国途中，同斗伯比商议，如今楚军气势如虹，士兵士气鼓舞，何不趁机拿下权国？
权国被武王敲敲打打近三十年，周边势力现已全部肃清，又在权归公十二年的精心治理下，国势慢慢衰落，沈鹿会盟又让权国感到楚国归心而无心恋战，此次楚国伐随，权国必然松懈，此时分兵南下，出其不意，定能拿下权国。
斗伯比觉得，相比会盟之前，武王用兵思路已开拓许多，懂的用脑子作战了，说的话也不无道理，便同武王仔细商议破敌之策。
按照常规思路，楚国想攻陷权国，只有经由北面的那处（今荆门）进攻。
武王不打算这样做，正面交锋，损兵折将不说，很大几率还会再次失败，于是武王准备发动偷袭。
按他的想法是兵分两路，一路为佯攻，由大夫斗缗率军从那处（今荆门）进攻，用以麻痹敌人。
另一路为主攻，由大将斗丹指挥，横穿荆山主脉至防渚（今郧县西）边界，然后沿荆山主脉山谷南下，直插权国腹部。
但武王对主攻路线信心不足，主要是山道狭窄、危险重重，并且后勤跟不上，但胜在攻其不备。
斗丹急于补冒失杀了少师的过，认为这都不是问题，楚军自打娘胎里就懂得丛林战，他有办法。
他的办法是奇袭。
一路上斗丹军秘密行动，为了不引起权国警觉，士兵没有升火做饭，带的干粮吃完了就打猎物茹毛饮血，或者喝点山泉水吃点野果子。
和预想一样，权国没有派重兵在北部加强防守，他们认为楚国不可能千里迢迢翻越荆山来攻打权国。
当权兵看到楚国大军蓬头垢面从山坳里钻出来，像看着猎物一样，眼冒绿光盯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——这下玩完了。
防守楚国长达一个世纪的权国就这样被武王攻破，杀权归公，权国灭。
权国八百年之积累，尽皆归楚。
拔掉权国这颗钉子后，武王做了一件影响后世政局的大事——改制。
这件事足以向世人证明，楚国选择武王是一件正确的选择。
这是一项革命性的制度创新，具体来说就是改革从西周以来的土地分封制。
从西周灭亡的教训中，武王深刻地认识到了分封制的弊端。
分封制下，周王室分封了众多诸侯国，诸侯又在诸侯国中分封一些小级别官员，财政收入自己掌控，也可以养军队。
久而久之，手掌人、财、军三权的诸侯们的地盘势力不断扩大和稳定，也就脱离了周王室的掌控，中央集权实力每况愈下，不能牢固构建攻防一体化军事部署，导致犬戎人才有机可趁，灭了西周。
为加强中央集权，武王听从斗伯比等重臣建议，改革创立了县制。
县制与分封制的最大不同，就是以地域政治取代了血缘政治，具体做法是——县尹人选由楚王直接任命（或撤销），县尹直接对中央负责，不再世袭。
财政收入全部上缴国库，由楚王进行二次分配。县尹可以有为数不多的衙役，用以维护治安，但不可以养军队，军队由楚王直接委派人掌管。
这种县制的创立，摆脱了分封制的阶级狭隘性，极大地加强了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，削弱了世袭贵族势力，展示了楚国的政治优越性。
正是因为楚人的这种创造精神，才造就了楚人不墨守成规，敢于尝试的精神。
于是武王没有将权国分封出去，而是改为为“权县”，由楚国派出县尹来管理，大夫斗缗便光荣出任了中国第一任县长——县尹。
“初，楚武王克权，使斗缗尹之。”——《左传·庄公十八年》。
后来，当了县尹的斗缗，丝毫没有扎实干事、立楚为公的觉悟，当官当久了便思想膨胀，联合权县殷商贵族准备反叛楚国。
武王忍受不了第一次改革成果被斗缗毫不珍惜，便毫不犹豫将其杀死，改由阎敖来担任县尹，并将权县迁于那处(今湖北荆门)东南。
鉴于斗缗这次教训，此后楚国只要消灭一个国家，首先就会把当地的贵族迁到楚国后方来严加看管，所灭之国均设为县，再由楚国任命县尹，沿用当地风俗进行治理。
改革实施了县制后，楚王的权利很少受到国内分权势力的制衡，能够集中全国之力一致对外，为楚国的迅猛发展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。
它一经出现，便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，各诸侯国纷纷来楚学习调研，使得县制迅速成为了地方行政建制的主流。
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，听从李斯建议，实行郡县制，郡下辖县，郡（守）与县（令），由皇帝直接任命。至汉代仍承袭这个制度，形成州、郡、县三级行政管理，自此成为日后各朝地方政制的基础。直到唐朝，才被道路制所取代，地方行政机构采取分路而治，成为路——府、州、军、监——县三级政区。
直到当代，县仍是中国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域。
开春，会盟之一的巴国（当时在今汉中一带）便派使者来向楚王拜年，武王很高兴，没有什么比承认楚王地位更高兴的事了，便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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