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往今来，凡一个帝王出生的时候，将来是勤政爱民的仁君，还是残虐暴政的昏君，上天必有异象。如果是仁君出生，白天则是东方现祥瑞之光，晚上则是西边冲红霞万丈。
读史很多年，从来没看见暴君出生，天有何异象。直到周厉王出生，才让我脑补这一片段的空白——“厉王生，冬大雹，牛马死，江汉俱动。”
公元前878年，在位八年的周夷王驾崩，姬胡继位，是为周厉王。
周厉王对农业是有特殊感情的，相当重视农业生产，认为发展农业就是强国之基、军力之本。这是非常正确的治国之策。
但是，厉王似乎对这种认识有点误解，以为除了人以外，其他东西都可以从地里种出来，便以“稼穑（播种和收割）”为国宝，忽略并抑制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。
这样造成的短期效果是农业带动国内经济飞速发展，兵精粮足。带来的效应也是有目共睹的，比如说让楚国国君熊渠恐其伐楚，于是自动取消王号。
造成的长期后果是，商业和手工业停滞不前，一元化产业没能带动多元化发展，经济结构单一，后续发展潜能不足，不能保持对其他国家的竞争力。
作为企业龙头老大，厉王应该立即进行经济结构转型，保持以农业发展为核心，并以此为基础，考虑多元化发展经营，以适应环境变化，引导具有更大的社会生产力量。
那个时候太子教育没有开设经济学课程，就算是有，周厉王估计也没认真学过，看到了“稼穑”带来短期的经济效益，思想上盲目膨胀，自比“成康”二王，力图解决积弱之弊，准备开疆拓土，攻伐戎夷，建立自己的丰功伟业。
历王能有这样的积极性，按理说是一个有作为的明君，但是他不小心犯了和帝辛一样的常识性错误——弃用“旧章旧臣”。
厉王推广他政治主张的时候，遭到当时周公、召公的强烈反对，他们认为国家实力还没发展到稳定成熟的时候，贸然出兵，会继续导致国家积弱，中原诸侯内乱更加频繁。
固执的厉王决心很大，为了扫清改革路上的畔脚石，厉王改变周、召二公“世为卿士”的惯例，起用经济学家荣夷公和军事学家虢公长父为卿士。
新上任的两位卿士不负众望，身体力行的彻底改变了西周的影响力，甚至西周的国运。
军事学家虢公长父，虢国国君，姓姬。特长：无事找事，被《吕氏春秋》视为历史上的四个不义之人之一。
周厉王三年，长父审时度势，自告奋勇向厉王请命讨伐淮夷，厉王非常高兴，尽数精锐兵力交与长父东征。未几，长父班师回朝，复命说淮夷太狡猾，故先行撤退，保存实力。简单来说，没打赢。
这一次行动彻底暴露了西周的军事实力不足，引起了一个国家的侧目——鄂国（西鄂，今南阳市北）。
继续说之前，先介绍站了很长时间的经济学家荣夷公。
荣夷公，荣国的国君。特长：经济专利先驱。
荣夷公认为，只要长草的地方，所生产的一切都属天子所有。除了分封田地要交税之外，国人（包括贵族和老百姓）在非分封地（山川林泽）打的猎、钓的鱼、砍的树等等土特产，都是上天赐予天子的，你获取了就得交税，称为“专利”税。
历王觉得夷公很有经济头脑，说的有条有理，理论上可以增加国库收入，并且操作性很强，具体操作方法是属地管理原则。这下诸侯们傻眼了，属地管理就是诸侯帮忙统一征收，统一上交天子。
稍有点常识的人，都知道西周推行的分封制，实际就是天下土地皆归贵族所有，所谓老百姓，是没有土地所有权的。贵族只向天子缴纳分封土地的税，实际上非分封土地也属于贵族的，由农民和农奴帮忙贵族开垦耕种，但获利从不上缴，属于灰色收入。这样说来，周历王所推行的“专利”税，就是解决非分封地归属问题，诸侯贵族们享受了数代的额外财富，转眼之间就要被天子所掠夺。
于是，历王就犯了第二个常识性的错误——与贵族争利，损害贵族权益。
第一个不服气的就是鄂国。
鄂侯原本在殷商时代就与西伯昌、九侯位列三公，属于南方非常强大的诸侯国，与西伯昌关系很好。后来武王立国后，武王与成王抛弃殷商时与鄂侯的革命友情，不断将鄂国进行分化，割裂成了一个个小国，鄂侯对周王室很不满。
这种情况下，导致鄂国不仅国小，封地也不多，唯一好处是山川林泽很多，灰色收入不少，现在却成了包袱。按照历王推行的承包责任制，鄂侯要上缴很多山川林泽的“专利”税，原来吃肉，现在连汤都喝不上。
这里要参比一下楚国。
楚国同鄂国一样，山川林泽很多，当时还没实行“一条鞭法”（货物折算货币上缴），有什么上缴什么。
山川林泽一般产飞禽走兽、花果林木，那个时候没有新鲜快递，如果打到猎物，上缴的税（部分猎物）还没运到就发臭变质，所以楚国日子比在中原的鄂国好过多了，多上缴点苞茅、桃木棘枝这些随处可见的东西，就可以完成年税任务，顶多多费点人力。
所以鄂候认为不公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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