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帏深下莫愁堂，
卧后清宵细细长。
风波不信菱枝弱，
未妨惆怅是清狂。
这句诗出自唐代李商隐的《重帏深下莫愁堂》，虽是描写女子失意的惆怅，但笔法细腻，很好的诠释了熊通当时的心境。
虽然熊通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王位，迎娶白富美，事业有成，登上人生的巅峰，但他没有如以往的君主一般霸气横扬，弑君的罪恶感反而让他内心忐忑不安。
这种罪恶感无时无刻都在催促着熊通做出一份事业，来掩饰自己的焦躁和恐惧，希望尽快用不世的功绩，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，通过血与火的磨练，来麻痹自己的罪恶。
如果从弗洛依德的观点来看，这是“超我”在熊通身上起到的作用。
“超我”是人格结构中的管制者，从某一方面来说，是一种道德约束力，可简单区分为“理想”和“良心”两个方面。
熊通弑君，“良心”受到谴责，从而激发了他“理想”的一面——努力表现成熟卓越。
熊通虽然不知道“超我”是个什么玩意，但他确实很努力，经常拿先王艰苦奋斗的精神来激励自己和手下（“训以若敖、蚡冒，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），对内重振朝纲，政治贤明；对外厉兵秣马，壮大实力。
于是，年轻气盛的熊通就有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。
早在熊渠时期，楚国就已经占领了江汉之间的广大地域，控制了长江中下游流域，并给三子封王。
但熊眴（蚡冒）对熊渠的做法有不同意见，他认为按照当时楚国的实力来说，还不足以控制长江中下游流域，冒然行动会引起周王室的警觉。
先王熊眴（蚡冒）继位后，首先否定了至熊渠以来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，认为江汉之地还未牢牢控制，急于称王的举动又违背了闷声发大财的市场规律，主观地夸大了革命力量，轻视了周王室的力量，没有认清势力未及长江下游的客观困难，在扩大疆域方面采取了盲动的冒险的行动。
造成的后果是周厉王时期，历王借机将反叛的鄂国（西鄂，今南阳市北）灭国，建立南申国和甫国，一手掌控了南阳盆地进出中原的门户，一盆水彻底浇灭了楚国和徐夷、淮夷意图中原的热情。
周宣王时期，宣王对楚国实施全面打击，收回了鄂地的铜绿山，加强了随、唐等汉阳诸侯实力，又向南阳盆地新分封轸国、巴国、贰国、南申国、甫国等十余个诸侯国，对楚国实行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。
一个巴掌大的地方，就被周王室封了上十个诸侯国，人均密度比中原还大，像一个铁圪塔一样让楚国无从下口。
这样看来周王室对楚国的实力还是比较上心的。
如果周王室把这样的精力用来防范西戎，西周指不定还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熊眴（蚡冒）开始客观的评价楚国，认为楚国要发展，必须采取先行南下，控制长江中游地区，然后积极向东扩展，控制邓国和随国，死死扼守中原部队通往江汉平原的门户，继而关门打兔子，制霸江汉平原及长江下游地区，再意图中原。
这个战略很得《左传》认同，才有楚始兴于“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”一说。
但熊通不想这样做，他想靠现有实力，直接打通进入中原的南北要道，最后控制整个南阳盆地，对中原形成龙盘虎踞之势。
他这样的做的另一个原因是，用自己比先王熊眴（蚡冒）更先进的战略意图，来证明自己篡位的合法性。
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。
南阳盆地，位于秦岭山脉东端的伏牛山以南，东为桐柏山、大别山，西临秦岭、大巴山、丹江和唐白河，为三面环山、向南开口的扇形盆地，为中国的核心腹地，其土地肥沃、资源丰富、地势平缓，历代乃兵家必争之地。
说一个浅显的道理，南阳盆地有两个隘口，北为南阳，南为襄阳，却分属河南和湖北。
湖北有襄阳，东北部邓州、新野、唐河却属河南。
河南掌控大半个南阳盆地，汉水却落在湖北。
湖北要独立，中原大军可以源源不断地经南阳南下。
河南要独立，南方军区部队通过随州、襄阳可随时袭击南阳。
这就是从元朝开始实施“分省而治”策略最典型的一个体现，谁也没办法把整个南阳盆地掌控住。
但先秦时期不同，先秦时期各王朝都牢牢把控了整个南阳盆地，镇守要道的鄂国（西鄂国，今南阳市北）和邓国（今襄阳市）都是先秦时期的重要诸侯国。其目的就是防止南蛮和淮夷、徐夷进军中原。
所以在先秦时代，不管东夷、西戎、北狄再怎么闹腾，南边相对而言还是很稳定的。
制定好战略方案的熊通开始等，等一个时机。
南方相对而言稳定的意思是，如果中原不乱，南方也不会乱。如今中原已乱，这个时机应该不会等太久。
公元前739年，晋国大臣潘父弑杀晋昭侯，迎立曲沃桓叔，引发连锁效应，中原大乱。
熊通等的时机到了。
公元前738年，继位不满三年的熊通为了尽快
本章未完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